“大一统”实在不是一个容易解释的词条。在上篇发文中，“大一统”是作为一个概念来理解的。这个概念是不断发展的，并没有具体的内容以及准确的解释。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夏商周三代的血缘谱系、秦汉两朝的海内郡县、隋唐之后的朝贡体系。三个阶段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自黄帝时代起，一直延伸到夏商周三代，侧重点是血缘关系构建王朝世系。这个历史阶段，郡县制度只是作为一个萌芽状态，应用于天子所直接管辖的王畿之地。朝贡体系也没有成型，只是作为血缘谱系的补充，以内外服制度或者分封制度来划分不同地区的国家义务。秦汉两朝，侧重点是郡县制度搭建帝国框架。然而，血缘谱系以及朝贡体系依然在一定范围内推行。例如，帝国的官吏，在秦汉两朝基本上是世袭的状态，世家大族之间盘根错节，成为了统治阶层。郡县之外的疆域，秦汉两朝在无法直接管辖的情况下，也是册封当地首领为国王。例如，汉委奴国王金印、滇王之印、汉委匈奴左贤王金印等等。这种羁縻统治的形式，在隋朝建立完整的朝贡体系之前就已经存在。隋唐之后，各个王朝的侧重点是朝贡体系。秦汉故地所要履行的国家义务，已经在郡县制的框架下非常明确了。然而，边疆地区要履行多少国家义务，履行哪些国家义务，这成为了隋唐之后各个王朝很难解决的问题。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分分合合，无论是分裂割据，还是高度统一，“大一统”始终都是存在的。只是存在的状态各不相同，侧重点不同。在分裂割据时期，占据中原的割据政权，便成为了拥有合法地位的中央政权。其他地区的割据政权，虽然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军事斗争不断，但是从未否定中原政权作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例如，辽宋夏金时期，辽国和西夏对于北宋的正统地位是给予了肯定的。南宋对于金国的正统地位也给予了肯定，虽然南宋很不情愿，但是向金国称臣却是政治现实。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历史上，不管出于怎样的政治局面，都有一个正统的王朝，享有中央政权，中央王朝的地位。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各个政权都承认这个政权的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此获得自身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而高度统一时期，被称为大一统王朝的汉唐，其政治局面，其“大一统”也是相对的，只是侧重点偏向于郡县制。例如，汉朝是大一统的王朝，但版图格局却是与匈奴对峙；唐朝在中晚期，藩乱成为了宿疾。唐朝之后，大一统的元明清三朝，侧重点则是朝贡体系。例如，元代拓土最广，兵锋直抵欧洲西亚，却是松散的羁縻存在，四大汗国对元朝的隶属遭到质疑；明朝更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版图除了汉地各省，其它地区被视为势力范围的存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巡藩之举被赋予了太多的现代意义。明朝对草原的羁縻力度十分薄弱，皇帝居然都被瓦剌部给掳走了。清朝，倒是加强了对边疆各地的行政控制，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让清朝大一统之功黯淡无光。近代以来，“大一统”的观念，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不仅制约着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秩序治理模式，更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心理状态。中国历经近代百年战火，被新时代的各种观念反复洗刷，却依然维持着帝国时代的国家版图。“大一统”是中国的专属，这一点，让西方的历史学家十分惊讶。更让西方历史学家们惊讶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来，无论经历怎样的兴衰历程，“大一统”始终存在，成为了一个形而上的本体，一种超越现实政治需要之上的超然存在。当这种超然存在有消散危机之时，一个地域宽广、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庞大帝国会驱除所有危机。再次复兴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华上下五千年，大一统始终存在，并且不断发展，中华文明在大一统的凝聚力之下，成为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许多古老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等，都是文明伴随着王朝的覆灭而覆灭，没有再次崛起的奇迹。相比中国，其他国家，无论是亚洲各国，还是西方诸国，其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维持基本上源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或是在政治利益上，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上层建筑保护各个小邦。或是小邦拥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脱离原本的政治实体。这一点，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古代中国，大一统是前提，各个地区，各个族群，无论有着怎样的矛盾，都会在大一统的框架内，做内部处理和消化。古代东西方都存在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矛盾，在古代中国，最后的结果是统一为一个庞大的帝国。那么，为何大一统会成为中国专属呢？从上述介绍中国，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大一统”的一些特点：始终存在、不断发展、侧重不同。“大一统”自黄帝开创华夏文明以来，就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其存在的三个主要内容也是伴随着华夏文明出现而出现的。后续的不断发展，只是内容的深度以及发展侧重点不同。为此，“大一统”所带来的影响是持续性的，是与中华文明共生共存的。要解决大一统成为中国专属的根源性问题，就不能依靠史实。因为中华文明存在的所有史实，都是“大一统”持续性影响的结果，而并不会是原因。“大一统”所带来的结果，展示着“大一统”风貌的例子就非常多了。常见的有六种：中心说，民族融合说，汉字说，祖先崇拜说，农耕说，宗教说。中心说，指的中原中心说。这个说法，主要论述的是，中国的中原地区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位置，东有大海，西有青藏高原和荒漠，北有西伯利亚高寒区，南有南海和热带高温区，中原地区成为了亚洲东部的地理中心。因为这个地理中心，其他地区无法产生的文明与文化，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等只会产生于富饶的中原，从而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继而才有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大一统”。这个中心说，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来这种地理环境并非中国特有。四大文明古国，最初的文明状态都是被蛮荒包围，地域狭小，犹如处于荒岛。二来中原这个词的概念和所代表的地域是不断变大的，最初的范围仅仅是河南，后来指的是整个北方，最后与中国完全等同。重要的是，“大一统”的辐射范围是超过了现在中国疆域的，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大一统”之下的藩属各国几乎遍及整个亚洲，甚至到达了欧洲和非洲。民族融合说，指的是炎帝族与黄帝族通婚，从而形成华夏族。而在后续的历史中，华夏族又与周边各族通婚，继而产生了汉族。接着，便是频繁的人口大迁徙，各民族不断混居，最后不分你我。汉字说，指的是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有着非常稳定的信息传输性能，即便几千年前的字现在都很容易认识，这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认同。祖先崇拜说和宗教说差不多，主要论述的是古代中国，没有实质意义的宗教信仰。无法像西方那样，用一个统一的宗教维系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从政治上寻找办法。而这个政治方法便是“大一统”。农耕说，主要论述的就是生产方式。进行农耕这种生产方式，古代中国需要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这需要集体的力量，需要一个大帝国来进行。“大一统”成为了治水型国度的必然。这个说法，也经不起推敲，农耕这种较为单一的生产方式，只存在于中国的北方。而中国的南方，在古代，工商业十分发达，海洋贸易也十分繁荣。在中国的东北，则是渔猎经济为主体。在中国的草原，自然是游牧经济为主体，在青藏高原，经济生产方式是农牧业结合。西域，作为丝绸之路中转站，商业氛围则超过了农业和牧业。农耕说，明显存在以局部代替整体的错误。无论是哪一种说法，无论有多么明显的错误，都有着现实的例子，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一定范围，上述说法都是对的。例如，农耕说，治水型国度，历朝历代的确都进行过庞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大一统”会成为中国的专属，根源在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的衔接性，这是中华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文明发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两河流域，中国的大河，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其流向都是东西方向，且是顺次排列的。这是中国特有的，世界上其他文明或者国度都没有这样的地理格局。地理环境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能够利用到的自然资源是不同的，人类文明社会的活动领域也是不同的。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所特有的地理格局都能够为中华文明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其它文明或者国度则没有这样的条件。例如，古埃及文明，在河流定居时代，尼罗河流域为古埃及文明的崛起提供了条件。然而，到了大陆扩张时代，尼罗河流域便无法为古埃及文明提供更多的耕地，尼罗河流域狭长的河谷之外是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与此相反的是，一旦尼罗河泛滥异常，古埃及地区遭遇自然灾害，从而导致人口锐减，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人口规模。这就为外来人口进入提供了机会。这就导致了古埃及文明每衰弱一次，就要经历一次人种或者民族的变换。这使得古埃及文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古埃及文明即便修建大型的水利工程，或是水渠，或是运河，也无法将沙漠变成良田。但是，中国可以，秦国就是依靠修建大量的水利工程，才将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变成天府之国，变成耕地众多的大粮仓，从而奠定一统天下的物质基础。秦国一统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成为了关中人口对外输出的过程。再比如，古罗马文明，在大陆扩张时代东西扩张阶段，其能够与秦汉两朝一般，依靠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平原以及波河平原，开发出大量的耕地，从而促进人口增长，并持续输出人口，统御庞大的帝国。然而，到了大陆扩张时代南北扩张阶段，意大利半岛就不行了，小亚细亚、高卢这两个地区，耕地数量以及粮食产量超过了意大利半岛，并由此成为了人口增长和输出的地区。新的法兰克帝国、拜占庭帝国围绕着这两个地区建立。而在中国，在隋唐时期，被称为中原的河南或者整个北方，依然是人口的输出地区。隋朝统一的过程，与秦汉两朝一样，依然是人口对外输出的过程。直到今天，河南或者是整个的北方，耕地占比依然十分高，人口增长速度依然强劲。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原地区能够提供的自然资源从未间断，能够为新的时代，新的生产方式提供必要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依然强劲，并由此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现代社会，很多的西方国家，都陷入了人口负增长的困境，然而在中国，即便也面临着工业社会人口增长的难题，但人口增长依然在持续。总结来说，“大一统”之所以与中华文明共生共存，就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国特有的地理格局都能够为物质资料生产提供必要的自然条件，并由此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强劲增长。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强劲增长，从而使得中原地区成为技术输出和人口输出的中心。更为关键的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中原地区始终是人口和财富的输出之地。人口输出到哪里，就能带去先进的技术，就能给哪个地区带去财富，并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中原地区需要输出人口，而周边地区则要引进技术，这是相互需要的过程。即便不同地区，有着地域之间或者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但只要有这个相互需要在，“大一统”便能一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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